全球换届年经济稳定超预期 美俄大选稳中东局势

今年“不折腾”、“稳增长”将是全球各国的核心命题，经济增长、资产价格、就业水平乃至国际政治局势动荡程度均可望优于2011年。

与2011年年底主要机构和学者对2012年宏观经济运行的悲观预测不同，我们很可能发现今年的经济走势的稳定性会超过各方预期。经济增长、资产价格、就业水平乃至国际政治局势动荡程度均可望优于2011年。

之所以今年全球存在此种可能性，其深层次原因在于主要经济体均面临大选或换届——根据经济周期与行政周期的内在关系，一般而言，一届政府任职初期的宏观经济目标往往是降低通货膨胀水平，而在末期为谋求连任，往往以就业水平和经济景气作为最关键的目标，通俗说，“不折腾”、“稳增长”将是全球各国的核心命题。

以平稳增长作为首要任务

具体到今年，我们可以大致得出以下判断：第一，欧债危机及其后续可能引发的经济萧条已经在可预期范围内，法国大选对欧元区危机化解将构成正面影响。第二，美国和俄罗斯大选实际上降低了美伊冲突和叙利亚危机的可能性，政治均势有助于实现经济稳定，其后果是以原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将可望维持稳定，原油价格将大概率地在90美元至110美元间波动，这将有助于稳定中国的输入型通货膨胀；与此同时，只要经济增长挂帅，则弱势美元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有望在年内“破六”。第三，由于中国必须在未来对前期基建项目和地方融资平台蕴含的金融风险给出相应安排，在宏观上会出现动员金融资源进入实体经济的政策取向，这将直接导致两大经济后果：一是增量扩张，即在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安排下完成社会融资结构的改良，更多的民营中小企业将进入信贷和债券市场；二是存量稳定，即避免由于过度收缩而引致前期项目融资演变为不良。第四，无论是全球还是中国，以房地产价格为代表的资产价格既不会崩溃也不会二度快速攀升，库存对价格有抑制作用，但金融稳定要求资产价格保持稳定。

欧元区问题比想象的简单

今年，从饱受债务危机困扰的欧洲，到可能引领全球经济复苏的美国，再到风头减弱的新兴国家(俄罗斯)，都将面临总统选举。发达国家由于金融危机和债务紧缩，社会压力陡增，增加了选举结果的不确定性，新兴国家面临经济下滑，不同程度受到“阿拉伯革命”的影响，选举形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变得复杂。

法国选举将稳定欧债危机。欧洲仍然是全球经济地震最有可能的源头。就债务到期情况而言，2012 年“欧猪五国”压力最大的月份是3、7、10 月。如果不考虑选举本身的不确定性，法国大选不大可能对欧元区一体化进程产生阻碍，选举结果可能不会导致危机恶化。法国无论谁执政，把欧洲作为法国对外政策的轴心应该不会转移。事实上，欧元区的问题或许比我们想象的要简单——如果欧洲央行仿效美国推出QE(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购买成员国债券，则会导致欧元贬值刺激以德、法为首的核心国出现贸易盈余，且有助于通过货币贬值所造成的货币幻觉降低国内居民对福利削减的不满，即货币贬值优于债务收缩，至少在短期如此。尽管这是一种构想，但这种构想至少说明欧元区并非走投无路。别忘了，是灵活的法国人在连续主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美国和俄罗斯大选将稳定中东局势和中美经济货币关系。毫无疑问，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很多方面存在分歧，但对中国而言，我们已经习惯了美国政治周期对经济的影响。一是近代以来美国战争史证明，大选期间发动战争可能性几乎为零；二是俄罗斯选举的无悬念将导致美俄在中东问题上保持战略均势。因此，伊朗开战和叙利亚局势恶化可能性极低，这有利于稳定全球政治形势和原油价格。三是人民币升值周期仍未走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1月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大幅超预期，就业人口24.3 万，失业率下降至8.3%。这印证了大选期间为争取选民支持，就业和增长将再度成为首要经济目标，而消费国与制造国的矛盾可能尖锐化——人民币升值恰如1984年的广场协议那样被提出，但是，我们的问题是一定要推动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的渐进而坚定的升值，唯其如此，才能避免资本外逃和资产价格崩溃，亦才能赢得经济转型和寻找增长点的时间和空间。

中国宏观经济稳定可期

换届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表面看这似乎降低了2008年第四季度以来宏观经济的重要性，但事实上却意味着引领未来10年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主导性思路的形成——国进民退和体制复归隐忧正随着“金融资源向民营中小经济体倾斜、向实体经济倾斜”而减少，对外部门正在从货币升值中兴利除弊，转型升级虽有阵痛但已成为经济决策者和微观主体愿意承受并以此作为新经济增长点的平台。此外，困扰我们两年之久的信贷投放过快和资产价格泡沫化问题正在得到有效解决。简言之，各方预期正在发生改变，不切实际的高回报和经济硬着陆为代表的极端预期正在消失。

一是中国的制造大国地位短期内难被撼动。以今年1月为例，仍然实现了273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大大高于市场预期的100亿美元。这说明至少在短期，即使人民币升值，全球仍未寻找到对“中国制造”的必要替代国，年度实现1200亿~1300亿美元顺差是可能的。对于净出口非常敏感的制造业大国而言，这无疑稳定了换届年的就业和企业景气预期，也避免了政策的过度放松，所以，我们没有观察到过度的货币放松。

二是财政状况优于其他所有大型经济体。由于在换届年不大可能出现跨届式大项目上马，这将使我们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持续降低，或许为1.5%~1.8%之间，这无疑使我们的财政资源在社会保障、教育、环保等民生领域的投入显得更加游刃有余。

三是总体金融状况将持续好转。如果能秉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议，在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经济主体融资上有所创新，这将进一步降低经济的泡沫化程度，即便出现新的“唱空中国论”，资本外逃和金融崩溃的可能性将大幅度降低。(陆磊 经济学博士、教授、广东金融学院代院长)